做为炎黄子孙的您，您知道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历史的真实颠覆你固有的认知。

夏王朝在四川有N个充分的证据；

商王朝的早期在四川，中期在从成都平原到殷墟的路上；

三皇五帝都是四川人；

“蛮”人在先秦时期都是正宗的南方汉族人；

先秦时期的狄、戎、羌、东夷都是汉族人；

汉字起源于四川；

炎黄子孙的迁徙脉络很清晰；

……

毫无疑问，中华文化来源于不同民族的融合。但是，炎黄子孙在中华大地的繁衍，最初只有一个地方、一群人，只有迁徙才能开支散叶。

炎黄子孙早期的迁徙是怎样一个过程呢？

上古时期，炎黄子孙逐步从川西高原进入成都平原，与苗、夷杂居，相互分工合作、争斗。到炎黄联手击溃三苗以后，成都平原建立了以黄帝部族为主的汉部族的联盟政权。由于四川盆地特殊地理环境，社会在狩猎、采摘、畜养、牧业、农业、桑蚕纺织、加工、贸易等各行业齐头并进，促进了生产技术的交流、生产力叠加增长，同时在人员组织管理、政权统治、战争等方面积累大量的经验。到尧舜禹时代，成都平原已经成为当时中华大地文化程度最高、生产力最为强大、人口众多的汉民族王朝。

炎黄子孙的第一批向外迁徙是在上古时代，舜帝时，族群矛盾激化，舜帝流放“四罪”，将苗人、部分炎帝后裔部族、以及其它异己部族驱逐出成都平原，形成了炎黄子孙的第一次大迁徙。

夏禹、夏启后时，社会进入“私天下”时代，社会矛盾迫使部分炎黄族群迁徙；到夏少康中兴时，战争失败的后羿部族、寒浞部族等形成再次的大迁徙；到夏末商初，随着夏王朝覆灭，新旧统治交替，大批夏朝子民形成更大规模迁徙；到早商王朝被蜀王推翻以后，商王朝氏族以及其它部分炎黄子孙有一次次形成迁徙浪潮。

在舜帝时代由于炎帝后裔和黄帝后裔的斗争，炎帝部族开始迁徙。《史记·五帝本纪》里记载：舜帝“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共工氏是炎帝的玄孙，是炎黄族群中最强大的部族之一，传说共工与顓顼、帝喾、神农、祝融、女娲都有相争。共工氏族不是被舜从中原流放到塞北，而是从成都平原流放到了成都北面的山区“幽陵”，即大巴山区。共工氏族只是炎帝部族的一支，同时受到排挤的部族可能很多，包括强大的祝融部族等都被迫进入川北大巴山区、广大的川东地区。被驱逐的共工氏族主要居留大巴山区，以及今之汉中、安康一带，其中有一部分人则跨越秦岭到达关中地区成为最早进入北方的炎黄子孙“狄”人。《史记·殷本纪》中记载：“殷契母曰狄。”可见“狄”是炎黄子孙姓氏之一，是炎黄后裔。

当然，东周及以后的“北狄”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多数都不再是汉人。

由于关中地区的原住民无力对抗狄人，狄人很快繁衍生息成为那里的主人。由于当时人口稀少、土地广阔，所以狄人就在那里长期安顿下来，直到戎人的出现。

夏太康时期，羿在夏民的拥护下夺得了夏政，但寒浞篡权成为夏王朝的统治者。后来少康击败寒浞复国。

寒浞是伯明氏后代，其祖先为黄帝的车正哀。寒浞战败后，大批寒浞氏族及与之亲近的夏族群被驱逐北迁，由于成都平原周边都是夏的诸侯国，所以寒浞氏族只能远迁，离开夏王朝的势力范围，进入关中平原。

关中原有的狄人不是这批更先进文化的夏族群的对手，被驱逐到陕北、甘肃、山西一带，而关中平原成为这批夏王朝氏族的栖息之地。

“戎”字从戈。商时代的甲骨文、金文中的“戈”，字形是一种农业劳动工具，类似犁、耙之类。最早期的战争不会有后来的戈那种复杂武器，一般都是使用生产劳动工具做武器，如狩猎的弓箭、矛、刀等。“戈”在夏朝的时候既是工具的名称，也是地名、族群名称，是发明使用戈从事农业劳动的一族人。

据说夏王朝时寒浞占据有穷后羿的妻妾后，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浇、一个叫豷。豷住的地方叫戈。戈人是夏人。

“戎”的字形戈加“十”，“十”不是“甲”，而是指示，意思是持有戈，“戎”的意思是操戈的人，指“戈人”。最初的戎人即戈人，是夏王朝寒浞部族的后裔，是掌握先进农耕技术的炎黄子孙氏族。

戎是炎黄子孙有很多证据，如，到周时的姜姓各部落奉伯夷、四岳为祖神。《国语·周语》说：“（上帝）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姜姓在西周为舅族之显姓，但直到春秋，仍有姜姓之戎，姜戎的酋长驹支明确说：“我诸戎四岳之裔胄也。”可见戎人和周人同宗。除了姜姓，即使姬姓人中也有戎人，如，有骊戎和狐戎都是姬姓的戎人。

至西周中叶，徐为西周东方劲敌，明明该是“东夷”，仍被称之为“徐戎”，原因就在于他本就是戎人，是炎黄的“戎”支系后人。

在文献中“戎”还偶尔与“华”并称为“华戎”。可见商周的人是承认“戎”和夏周商是同宗的人。

《山海经·大荒北经》称：犬戎与夏人同祖，皆出于黄帝。

商周时候的戎狄，实际都是从舜帝到夏初中期北迁的汉人，是炎黄的子孙。“戎人”在商代时，即指寒浞部族人，也概指同期进入北方西部的其它炎黄族群，甚至包括更早期的狄人。

中央民大教授蒙曼称“秦是一个西戎国家”。对此，真的不用大惊小怪，西戎本就是汉人的一支，秦王朝是炎黄子孙建立的政权。

以寒浞后裔部族为代表的这批夏王朝后裔“戎”，在以关中平原为中心拓展经营大约近00年，但后来他们不敌后来的羌人，逐步退出了关中，进入陕北、甘肃、山西等的更苦寒的地区，再后来被强大的周人纷纷击溃、收编，多数成为周王朝的子民，有的被分封为周的诸侯。未被收编的戎人就是周朝时的西戎，如鬼戎，他们可能混有一定北方少数民族血统。

关中地区肯定不是夏王朝所在地，因为周人迁徙进入的是“戎狄”之地。

周人从何而来？文献上没有明确的说法。不过周人最先迁徙生活的地方是武功地区，这是公认的。他们从什么地方到武功的呢？

从中原来的吗？晚商时商王朝四面都是羌、夷、戎等敌人，都不是明确的夏人，也没有除商以外明确的炎黄支系，所以，周人不是从东面的中原而来。

北边不太可能，西面呢？炎黄子孙之所以能一统天下，是因为他们比当时的其它民族具有更强大的生产力、文化。甘肃、青海的自然环境不具备孕育更高文明的条件，所以，炎黄不可能起源于渭河平原的西面、西北面。

周兴起于陕西，但他们不是那里的原著民。他们最有可能的来源就是能够孕育更高文化的“天府之国”——四川。从成都平原穿越大巴山、秦岭出来就是武功地区。

周人是后稷的后代，是黄帝部族之一。后稷的后人不窋是夏王朝的农官，晚年时，夏朝政治动荡，夏朝太康废弃不窋，不窋被迫带着族人逃避，进入汉中，但仍不能摆脱夏王朝及其诸侯的逼迫，不窋后人鞠、公刘带来族人穿越秦岭到达武功一带的狄人地区。狄人虽然是汉人，但和周人毕竟有矛盾，所以势力弱小的周人难以在渭河流域安顿，最后定居于相对偏远的豳地。

《诗经国风豳风七月》是描写西周初年至春秋豳地生活画面的华夏民歌，诗中反映了豳地人狩猎、养蚕纺织、种植作物、牧羊等丰富的生产方式。由此可以推断豳地在夏商朝时期的自然生存环境还是比较好的。周人在豳地很可能靠纺织、畜养贩卖猪、农耕技术而成为当时的强族。后来周人进入周原以后可能与渭河平原的羌戎部族征战、联盟、融合，更凭借种植技术、优质的耕地而在商代后期成为关中地区的霸主，最终问鼎中原，开创辉煌的周王朝时代。

《诗·大雅·民生》说：“文王生于歧周，卒于毕邦，西夷之人也”。这里的“夷”绝无贬义，只是在说明，文王是炎黄中的夷类支系人。也就是说，西北的羌、戎、狄等所谓“夷”人都是炎黄子孙。

夏人本就有一些部族是汉族与古夷的混血族群。据传说，先祖少昊少年时，被黄帝送到夷部落的凤鸿氏部落里历练，并娶凤鸿氏之女为妻，成为凤鸿部落的首领。可见少昊的后裔是有夷人血统的炎黄子孙。

夏太康时期，羿率军从东夷属地鉏迁至夏后氏的属地穷石，与当地的夏人通婚，形成了有穷氏，有穷氏也是带有夷人血统的炎黄子孙。少康击败寒浞复国以后强化统治，有夷血统的夏部族，如，少昊的后裔有仍氏、有缗氏，羿的后裔有穷氏等被迫迁徙。由于四川盆地四周的浅山区都是夏王朝的诸侯封地，难有安身之处，所以他们被迫远迁。他们从川东、川东北进入今安康地区，沿荔支道穿越秦岭达到关中。但因为关中是狄戎人的地盘，所以他们出潼关进入中原。因中原的原住民势力不够强大，这些夏人一路征战东迁，直抵大海，由于这批夏王朝后裔部族各支系与原住民的不同融合形成了各具特点的族群，他们在那里安居乐业，建立了很多大小国，如，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郑州商城遗址等都是这支夏人建立的政权。

这支夏人，从夏中期到早商后期大约00年左右的时间在黄河下游流域生息繁衍，西抵潼关，北至燕京，东到大海，南临长江。

大约公元前年以后，商人进入中原。商人作为后来者要想生存就只有战斗。商王朝的对手“方”，大多都是先到的炎黄子孙政权。毕竟商人是夏王朝衣钵的继承者、早商王朝的统治者，商人在战争中更胜一筹。武丁以后，商人逐步征服、击溃中原地区的夏人后裔，到商朝末年时将这支夏人压迫到山东东部、苏北等沿海地带。

西周时将中原东部剩余的“方”部族称为“东夷”。之所以周人将他们称为“东夷”是因为他们知道“东夷”是带有古夷人血统的、有所异化了的炎黄人。

“东夷”实际上是带有西南夷人血统的说汉语的汉人。

“东夷”也是带着夏朝先进文化的部族，所以有能力同商周长期对峙。“东夷”在后来能与中原汉族快速融合、彻底消失的原因也就在于他们本就是汉族血统为主的部族，否则一定会留下有史可查的后裔少数民族。

《左传》中说：“孔子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意思是说，炎黄的后裔族群不应该图谋夏王朝的政权（可能是批评商灭夏的行为），夷人族群不应该祸乱中华的政权，否则是违背宗法、礼法。在这里“裔不谋夏”和“夷不乱华”并举，谋夏和乱华两者都是同样的违背宗法、礼法性质的行为，这也就间接告诉我们夷人和华人是同宗的人。看来孔子明确地知道夷人是炎黄子孙。

第五支重要的北迁徙部族是夏王朝核心部族夏桀部族的迁徙。

被商汤击溃的众多夏桀部族不愿接受商的统治，被迫迁徙，其中一部分部族选择北迁。他们通过金牛道或者米仓道进入今汉中，但并不能摆脱商军的追击，所以选择道路较为平顺的祁山道,从汉中到达甘肃天水附近，那里地广人稀，凭借夏人的生产力优势，夏桀部族很快站稳脚跟，并四处拓展，经过一两百年的发展，他们成为陕西西部、北部，青海、甘肃等广大地区最强大的族群。由于西北更适合牧业发展，所以夏桀部族逐步分散成为不同的游牧部族，各部族因与当地原有部族的杂居、不同融合逐步形成西北众多的西羌族群。

羌人的一部分大约在公元前15世纪以后进到关中地区与狄戎征战，逐步成为关中地区的霸主，建立大小政权，前1世纪后有的继续东进，与那里的所谓东夷人发生争战，也同后来的商王朝发生水火不容的残酷争战。进入关中以及陕北山西的这部分羌人最终在晚商时期被逐步兴起的周人打败，成为周的邦国、子民。

滞留西北的羌人与其它民族进一步融合，逐步与汉族文化差异越来越大，到秦汉时期，“西羌”是西北民族的泛称，不一定是都是汉人的后裔。除了留居原地的羌人成为秦汉时期的羌族以外，其中北上的部族与北方的蒙古人种融合形成后来的匈奴，混血后的羌人南迁部分分别进入川西高原、四川北部，其中一支成为现在四川羌人的祖先。

历史上许多羌人都自称是炎黄子孙，其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认同炎黄文化”，而是因为他们本就是炎黄的后裔。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獯鬻、熏育）。唐虞以上有山戎、猃允、薰粥，居于北边，随草畜牧而转移”。近代对于汉藏语系的发现，证实了古史中西羌也出自炎黄的史实，也就是说夏羌同源。

羌人在昆仑山脉北麓的一支婼羌人，可能融入了维吾尔族，在新疆留下了“若羌”这个地名，今天若羌县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县。羌人之所以有这样强大的繁衍生息能力，是因为他们的祖先是夏人，是掌握着更先进文化、生产力的族群。

所谓的“西羌”本是夏人的后裔，是炎黄子孙的重要支系。

汉人对不同的少数民族有不同的称呼，如，苗、越。请问上古、夏时汉族人的族群自称或被其它民族他称的名称是什么呢？其实汉族人在上古时期最重要的族称，一个是“羌”，一个是“华”，一个是“蛮”。羌人、华人、蛮人都是上古、先秦时期的汉人。只是来源支系不同而已。炎黄民族最初是生活在川西高原的草地，以放牧为生，根本上说都是羌人。从川西高原翻越龙门山脉进入成都平原的一支，属于黄帝部族；从川西高原顺岷江进入成都平原的一支，属于炎帝部族；而蛮人是炎黄部族中善于种桑养蚕的部族。

说大禹出自羌人，你不要觉得他出生于少数民族羌，其实羌就是汉，他是羌人，也就是最正统的炎黄人、汉人。

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总结说：“夏王朝的主要部族是羌，根据由汉至晋五百年间长期流传的羌族传说，我们没有理由再说夏不是羌。”这都是对的，但不对地方是徐中舒先生他不知羌就是汉。

最后一只北迁的炎黄部族就是商王朝。商王朝在原夏王朝地域成都平原有年的经营拓展，商王朝核心部族成为代表当时最高文化、生产力、军事力量的部族。虽然他们被蜀王击败、亡国流窜，但他们北迁进入中原以后仍然凭借其更先进的政治、军事、经济能力战胜了早期进入中原的炎黄子孙，最终再次成为强大的商王朝。（见上一篇：商王朝的伤心之路）

总而言之，炎黄子孙的发祥地是在成都平原，北方的汉族人都是从成都平原迁徙过去的，由于迁徙的时间、批次、族群、路线的不同，在大约公元前年左右，中国北方形成了以狄、戎、羌、夷为主要族群的华夏大世界。

有一种炎黄起源学说，认为本无汉族，汉族是狄、戎、羌、夷等融合形成的民族。这是不对的。先有炎黄，后才有北方的狄、戎、羌、夷。

上古时期舜帝“殛鲧于羽山”。羽山是成都平原东边的丘陵地带，鲧是黄帝的后裔。由此看来，上古时期成都平原东部的丘陵地带就已经是受炎黄管辖的诸侯领地范围了。

随着成都平原的夏王朝经济强盛，向外拓展是自然的事情。相对来说，向东拓展道路最为平顺些。成都平原东边是川中地区，如，四川遂宁、南充、内江等地。川中地区以丘陵为主，可能在夏王朝早期就进入管辖范围，属于夏王朝的“侯服”地区，在夏朝后期就已经完全纳入夏的统治范围，成为“甸服”区域。

川中再往东是川东、川东北、川东南地区，如四川的广安、达州，重庆市。这些地方以山区为主。广义“巴”的地域包括广大的川东地区以及川北的汉中、安康，湖北十堰、施恩等。巴地在夏王朝早期的属于“侯服”外五百里内的“绥服”地区，是在受天子安抚、但不能直接管理的区域内。不过，随着夏王朝的拓展，巴地的有些地方逐步成为夏王朝的“侯服”地区。

晋《华阳国志·巴志》载：“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与焉。”

《山海经·海内南经》：“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意思是夏王朝对巴有管理权限。

《洛书》曰：……巴国远世，则黄、炎之支。

《山海经·海内经》说：“西南有巴国。大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生始为巴人。”

巴人是炎黄子孙明确无误。只不过因为四川盆地本是苗、夷、汉三方力量角逐之地，原来的川中地区散布着众多苗、夷部族，夏王朝的拓展压迫这些苗夷部族东迁，巴地成为苗、夷、汉杂居、相互融合的地区。

在巴地的炎黄部族、诸侯藩国因与原住民的混血状况不同形成各具特色的部族。但经过夏代及早商时期的长期融合，巴地在早商时期已经成为以汉族为主导地域。

夏王朝被商替代以后，大量的夏人部族东迁，但他们在四川盆地的平原、浅丘地点都无法立足，所以大多进入川东山区——巴地。

《尚书·周书·牧誓》中有所谓“西土”八族：庸、蜀、羌、髳、微、卢、彭、濮，“西土”八族分布在哪里呢？并不是在关中平原的西边，而是巴蜀之地。

《华阳国志·巴志》说：“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这就明确告诉我们，“西土”八族是以巴蜀的氏族。

《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四川首州府，周庸国地……四川大宁、奉节、云阳、万县、开县、梁山（今重庆梁平）皆其地也。”庸国的西部应包含现今的陕西省安康市大部分属地。《华阳国志·汉中志》说：“（安康）本附庸国，糜国西部。”也就是说，安康原本是庸国属地。

周朝时庸被封为伯爵，说明其地位很高，也充分证明庸国是强盛的大国。能成为周的大国，说明庸在商代早中期时就已经很强盛了。庸的发迹最开始是在巴地。所谓“西土”八族，可能是由庸组织带领下的巴蜀部族协助周武王伐纣。

周朝以后庸定都于竹山（现湖北省十堰市辖），现今的竹溪、竹山及其周边的“竹溪地方话”是现代汉语的一个方言区。这与古庸国关系密切。从中也可推断古庸人是说汉语的族群。

蜀自然是在四川盆地，髳国位于四川巴县一带，后为蜀国所灭。《华阳国志·巴志》“宕渠郡”下记有“卢城”，卢最初也在巴地。

宋人罗泌在《路史·国名记》指出：“彭濮人皆在峡外”，即三峡以东，在巴地。

“濮”又写作卜，最初的发源地就在巴。《伪孔传》说：“庸、濮在江汉之南。”《逸周书·王会解》说：“卜人以丹沙”，孔晁注：“卜人，西南之蛮。”扬雄《蜀都赋》说：“东有巴、賨，绵亘百濮”。

川西南的大石墓，即《华阳国志》所记载的“濮人冢”，即是邛都夷所遗，其年代之早者，可上及商代。《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郡临邛县有布濮水(《汉书·地理志》记为仆千水)，广汉郡郪县也有濮地之名，均为濮人所遗。可见，濮人起源于四川。

“西土”八族所提及部族最晚也形成于商代后期，没有先进的文化不可能造就强盛的族群。所以夏商时代的巴地繁盛来源于成都平原夏人的东进。商周时期巴地的强势族群（包括后来以廪君种为核心的的巴子国）都是夏人后裔的政权，是说汉语的族群。其中濮人可能更多带有古夷人（现代彝族祖先）一支的血缘。但濮人发起于四川盆地，接受了更多夏文化的影响，所以，也能继续东进、南进，成为周时期风云一时的“百濮”，同时他们同古夷人的其它支系逐步分道扬镳。

《华阳国志·巴志》说：巴国“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蜒之蛮”。

商代时期的巴人是夏王朝的后裔，只是因为与当地原著民、与苗夷族的混血与否、程度的不同而分化成不同部族。

楚庄王时﹐楚周边“戎伐其西南﹐又伐其东南﹐庸人率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这里戎﹑蛮﹑百濮并称。《隋书·地理志》“梁州”下载：“又有獽、蜒、蛮、賨，其居处、风俗、衣冠、饮食，颇同于僚，而亦与蜀人相类。”可见“蛮”是一个民族，而不是泛称。

被文献具体确认为蛮族群很多。如，前99年（楚武王四十二年）屈瑕伐罗，“及罗，罗与卢戎两军之，大败之”。罗是一只南蛮，出于祝融集团，熊姓，与楚有共同渊源。卢戎，杜预注：“卢戎、南蛮。”

在周夷王时，楚子熊渠“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集解》引《括地志》直接称之为“庸蛮”。庸也是被确认的蛮族。

《华阳国志·巴志》说：“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賨人又叫“板楯蛮”，因作战以木板为盾而得名。賨人早在春秋战国之前，便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华阳国志》载：“宕渠，盖为故賨国。今有賨城，邻山重叠，险比相次，古之賨国都也”。賨人主要分布在今阆中、渠县，沿今嘉陵江和渠江两岸居住。辖今四川省达州市、广安市、巴中市与营山、蓬安、旺苍、城口等县及陕南、鄂西南部分的广大境地。

秦汉时期又是势力较大的“盘瓠蛮”“长沙蛮”“五溪蛮”、“武陵蛮”等。

《魏书》中更是记录了大量的蛮王、蛮将。

当然更多的蛮族叫“群蛮”。

《孟子·滕文公上》称楚人许行为“南蛮鴃舌之人”，是说南蛮讲话如鴃鸟（八哥）那样舌头不好使。我们可以理解为：“楚人许行为”说的是楚方言汉语，像鹦鹉学舌，北方汉人听不懂。

秦汉时期，“蛇巴”以麻布缴赋，谓赋为賨。可见“板楯蛮”传统上是以种麻、纺织夏布为优势产业的族群。一般来说纺织业的发达的地方通常是人口多、农业生产发达的地区。川东土地贫瘠，賨人是如何成为纺织高手的呢？显然他们的技术是从其它地方带去的，是从成都平原的夏王朝带去的，他们是夏的后裔。

《魏书》说：“蛮者，盘瓠之后。族类蕃衍，散处江、淮之间，汝、豫之郡。凭险作梗，世为寇乱。逮魏人失驭，其暴滋甚。有冉氏、向氏、田氏者，”

传说远古高辛帝时，“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盘瓠”。因戎吴将军作乱，高辛答应谁能斩下吴将军之首级，就能封邑赏金，把公主嫁给他。盘瓠咬下吴将军首级而归。后“帝不得已，乃以女配盘瓠”。盘瓠死后，“其后滋蔓，号曰蛮夷”。这显然是在贬低蛮人，但可以看出，中原汉人也承认蛮夷出自汉人，汉人和蛮人同血脉。

《魏书》中记录了很多蛮的首领：“蔡阳蛮王鲁超明”、“蛮首梅勒特”、“蛮帅田杜清”、“蛮帅杜青和”、“蛮田鲁嘉”、“蛮酋樊舍”、“蛮酋宜民王田兴彦”、“巴西人谯淹扇动群蛮”、“蛮帅向镇侯、向白彪”、“蛮帅冉伯犁、冉安西”、“蛮帅冉三公”、“后蛮蜑望见”、“蛮渠冉祖喜、冉龙骧”。从这些姓名来看大体上他们都是汉人，“蛮”指南方汉人无疑。

“蛮”字被解释为粗野，不通情理，这是后来的意思。蛮，本从丝、从言、从虫。意思是虫吐丝，指以养蚕织稠为生计的人，是相对于苗（种植）、羌（放牧）、夷（狩猎）的一个族群概念。

夏人东迁，纺织业是他们的优势产业，他们所到之处都要种麻、养蚕，织布、纺绸。所以东迁的炎黄子孙被称为“蛮人”。只不过，因为蛮人的族群太多，较分散，与其他民族融合的不同而各具特色，所以很多蛮人部族都难确认。进而造成后人时常用“南蛮”来概指南方少数民族。

春秋时南方楚境内已有不少以“蛮”自称的民族。崇尚先祖是一般部族的基本文化特征，楚地人为什么会自称“蛮夷”呢？这是因为“蛮”人就是汉人，是对南方汉人的统称。

四川盆地东部山区宜居的地方不多，川东北达州区域的大竹、渠县、开江、宣汉一带相对来说有更多的可耕地，那里在夏朝后期成为蛮人聚集区域。而今重庆市的长江流域地区则成为苗、夷、蛮及其混血民族的生息地。

夏王朝的终结造成更大规模的夏人东迁进入巴地，先进的生产力使人口迅速增长，达州地区部族之间的争斗迫使蛮人向外迁徙。迁徙的主要通道就是从达州到安康，进入汉水流域。逐水而行是最正常选择，部分蛮人逆水而上进入汉中，多数部族选择顺水而下，经十堰、襄阳，到达汉口，进而到达华南、华东的广大地区。带着夏王朝先进文化生产力的蛮人所向披靡，蛮人部落开支散叶，分别自拓地盘，或者成为原住民的统治者。

从夏代后期到商代中期，前后00年左右，蛮人在长江中下游流域四面拓展，在肥沃的土地上建立众多大大小小的政权。

同时期，长江上游地区的蛮人、苗人、濮人也延长江进入宜昌地区，翻越山岭进入恩施地区，他们的迁徙受到北边蛮人的限制，所以更多进入湖南、广西、贵州的广大地区。在那里蛮人、苗人、濮人的融合，发展出众多的部族，即所谓“百越”的一部分，以后进一步形成了壮、侗、土家族、白族等新的民族。

由于早商时期长江中下游人口比较少，地域广阔，道路不畅，所以蛮人并未能形成大的集团，多以小部族的形式存在。在商代后期才出现真正意思上的王国。

《越绝书》、《吴越春秋》中都列出了早期的越王世系，《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禹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于越的王族至少从夏代中期就开始向东迁徙，最后在于越地区逐步建立了越国。越国是夏蛮人创建的以蛮人为主族群的国家。

楚国的王族是北方炎黄子孙，但楚国是不断兼并其它部族、小国而壮大起来的国家。如果楚国的基本民众的是原来的土族民族，楚国是不可能迅速强大起来的。楚国在其拓展中，不断地兼并大量的蛮族。所谓“大启群蛮”。

楚王熊渠说出：“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史记·楚世家》说：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楚国广阔的疆域上生活着大量的蛮人。

据说吴国的始祖太伯、仲雍从周原逃奔至荆蛮地区，“文身断发，示不可用”，“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吴太伯是不是从周原到吴地的很难说，但吴地在太伯之前就是“荆蛮”人居住的地区，而不是其他土族之地。

吴王寿梦曰：“孤在蛮夷，徒以椎髻为俗，岂有斯之服哉！”吴国在商周时的主要的族人是“蛮”人。

越、楚、吴的王族都是炎黄子孙，这一点没有疑问，更关键是越、楚、吴的族群主体都是蛮人，他们不是从北方而来，而是从西边、从四川盆地而来的夏人后裔，都是南方汉族人。

夏商时期的炎黄子孙东迁是一幅宏伟的历史画卷，是以“蛮”为主导的南方民族共同进步的光荣历史，是炎黄子孙在长江流域不断拓展的历程。

大约在一万多年前，四川盆地的古中国人逐步演化出三支重要的民族，一个是夷人，发祥于川南的凉山地区，主要延续狩猎采摘的生活方式，同时兼有种植畜养，一个是苗人，主要散居于成都平原及川中的丘陵地带，他们是最早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民族，第三就是羌族，他们主要居住在川西高原的草地，包括松潘、若尔盖、红原等地区，他们是最早以放牧为主要生产方式族群。那时的羌人就是炎黄子孙的先祖。

上古时期，川西高原的羌人进入成都平原，一只沿岷江到达都江堰一带，属于炎帝部族，一只翻越龙门山，达到广汉一带，属于皇帝部族。

除了进入成都平原的上古羌人，另有一部分羌人则进入雅砻江、金沙江流域，他们成为以后青藏高原其它少数民族的主要血缘之一。

炎黄子孙统治成都平原以后，在川西高原草地仍然居住着羌人。

《尚书·舜典》说舜：“窜三苗于三危”。舜帝时就将周边的苗人驱逐到“三危”，“三危”，是四川西部的高山，到夏少康以后有夷血统的夏部族，如少康的后裔有仍氏、有缗氏，羿的后裔有穷氏等被迫迁徙，其中一部分西迁进入川西高原地区，与原有的汉人、苗人杂居。汉人与苗、夷等少数民族的融合形成了新的族群——“氐羌”。

《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氐，夷种名也，氐之所居，故曰氐道”。氐道在今九寨沟、平武、松潘（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

“氐”有低下的意思。汉人是羌（姜）人，商王朝人将汉人与少数民族混血的民族称为“氐羌”，意思是低等汉人。

《竹书纪年》提及：成汤十九年“氐羌来宾”，武丁三十四年“王师克鬼方，氐羌来宾”等。殷周甲骨卜辞中，虽已出现氐字，如在武丁时的卜辞“雀取氐马羌”、“牧氐羌”、“氐羌刍五十”。这里的氐羌不是川西高原上的“氐羌”部族，而是对“低等汉人”的泛称。

《史记》卷11《西南夷列传》列出了汉初西南诸族的地理分布：“自嶲自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可见，汉朝时氐已经是川西高原最主要的部族。

古氐族因循苗人、汉人擅长农作的传统逐步兴盛，在商代时从川西北地区逐步向青海省，甘肃陇南，四川川东北地区，高原南部扩张。

经过数百年的演变，西迁的炎黄子孙有的成为所谓南方羌族的不同部族，有的融入其它其它民族，有的同其它民族融合形成新的民族，如，后来的白马羌族、党项族等。

《史记》中记载，舜帝“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相传欢兜是上古唐尧时期尧帝之臣，鲧的孙子，黄帝的直系后裔。上古时期苗、夷、羌杂居，为了防止同姓通婚，苗、夷、羌经常相互通婚。欢兜是有苗人血统、苗人背景的羌人。所以欢兜部族在斗争中被舜帝击败，被迫南迁。崇山是指川南的丛山峻岭，“放欢兜于崇山”是炎黄子孙最早的南迁。据说欢兜死于南海，海是四川湖泊，南海应该是现在西昌的邛海。

夏王朝的强盛，夏商交替，早商的拓展促成夏人部落逐步朝四周发展。南迁的一条线路是沿成都平原上的沱江向下游迁徙，经内江地区进入川南的宜宾地区，再进入云贵。另一线路是沿成都平原的岷江向下游迁徙，经乐山地区再向南到达西昌、攀支花地区，进而进入云南、贵州。

四川内江、宜宾地区多丘陵，道路较为通畅，所以这些地区在后来都成为夏朝的诸侯封地，南迁的夏人与原住民族长期杂居，这里的人最后都基本同化为汉人。

甘孜、凉山、云贵以山区为主，自然环境并不适合大规模的农耕，没有更广阔的地域能够孕育更大规模的政权。进入这些地区的夏人无法完成对分散的少数民族的大统一，只能长期与少数民族杂居，部分夏人被融入少数民族中，也有部分夏民与其他民族融合成为新的部族。

根据孙华教授的研究，先秦时期的卢人也是彝族的重要来源之一，而《国语》韦昭注：“卢，妫姓之国。”妫姓出自虞舜。

《明史》卷10《土司列传》也明确记载：“西南诸蛮，有虞氏之苗。”这也是夏人融入少数民族的证据。

僰人是长期生活四川宜宾珙县一带，直到明朝万历年间才消失。《吕氏春秋·恃君览》记载：“氐羌、呼唐，离水之西；僰人、野人，篇笮之川；舟人、送龙、突人之乡，多无君。”

珙县属于川南山区，是蜀王难以统治的地区。僰人之所以强悍是因为他们是夏人的后裔与当地民族融合形成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作注时，为“僰”作注解：“僰，羌之别种也”。羌是夏的子民，所以僰人是夏人的后裔的“别种”。

白族的一个重要族源，其远祖可追溯至秦汉时期的僰人。白族很早就开始借用汉字来记录白语，到南诏中后期，又通过增损汉字笔画仿照汉字的造字法将汉字偏旁部首组合成字等办法，创造了“白文”，用来书写本民族的语言。这种文字历史上又称为“僰文”。白族语言比其它少数民族民族语言更接近汉语。白族是血缘上更接近汉族的少数民族之一。

历史上的羌人被费孝通先生称为“一个向外输血的民族”。接受羌族“输血”的民族包括藏族、彝族、白族、土家族、哈尼族、纳西族、傈僳族、景颇族、拉祜族、普米族、基诺族、怒族、独龙族等。这里的羌，应该包括氐羌以及众多的南迁炎黄子孙。

炎黄子孙的西迁、南迁给西南地区带来空前的发展，到汉初时已经诸侯林立，虽然文明程度不及中原，但也使这些地区完全摆脱了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方式。

考古已经证明从上古到夏商时代，成都平原都是中华大地文明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只是由于中原文化的偏见，一直不重视、不承认。

汉族人主体炎黄子孙最初的发源一定是只有一个地区。要找到这个地方，很最要的一方面就是要确认汉族人中已知的最早的有明确居住地的汉人在哪里。

首先我们要确认：古蜀人是汉人。

周朝的分封国，其来龙去脉、同炎黄的传承关系是比较清楚的。而蜀国，按《华阳国志》记载是“周失纲纪，蜀先称王。”从“有蜀侯蚕丛，”到“周慎王五年秋”秦灭蜀，蜀国一直都是独立王国。并无中原汉人创建蜀国的记载。同时周朝似乎从来就没有说蜀国是其它民族。

《华阳国志》记“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不难看出中原汉人认同蜀人的祖先是黄帝孙子颛顼，是汉族人。

《世本·姓氏篇》说：“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无姓。相承云，黄帝后。”《史记·五帝本纪》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四川在上古时代就有以“蜀”为部族名称的炎黄族群。

其次，蜀汉人的历史久远。

三星堆文化虽然和中原文化有不少区别，但总体来看还是属于汉族文化，三星堆二期与夏朝年代相当，也就是说：汉族人至少在夏代初的时候就生活在成都平原。这是目前考古已知的确认的炎黄子孙最早的居住地址。

红山文化、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等虽然都是很古老的中华文化，但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文化同炎黄子孙的传承关系，他们可能都不是汉民族人。

据西汉扬雄《蜀王本纪》载：“后有一男子，名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女子名利，自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从天堕，止朱提”是说杜宇是外族人，不是夏人，估计杜宇部族是古夷人的一支，可能就是蓝夷。江源应该是指岷江的上游源头，松潘地区，杜宇妻的氏族应该是炎黄族人。

大概是杜宇部族联合其它夷族群、夏部族群，赶走了商人，开始统治蜀地。因为四川盆地的蜀山很出名，所以商周人将杜宇王朝称为蜀国。

古夷人和夏人历史渊源很深，四川盆地有很多夷汉混血的部落。杜宇王虽然是夷人，杜宇王朝很可能是夷汉共制的政权，毕竟夏商人的后裔具有更先进的文化，就像满人统治汉人一样。在杜宇时代社会进一步得到发展。杜宇王朝不是一代帝王，而是很多代帝王的统治。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带有不少古夷人的文化特点同杜宇王朝的统治密不可分。如，三星堆大立人服饰精美，有很多图饰，这些图案同彝族人的服饰强调图案装饰具有一致性。

十二桥遗址说明公元前年成都平原被大水淹没。杜宇王朝后期可能遇到大的洪灾，国力衰败，巴地的族群趁机击败杜宇，建立了开明王朝。

“成”姓起源于姬姓。宋朝时全国有“成”姓人口9万多，其中四川是“成”姓主要居住地之一。四川的成姓从何而来？可能宋朝以前四川就一直有成姓。孙华《成都得名考》（《成都文物》，年期）认为，蜀开明氏就是崇庸氏、庸成氏，因此，成都的“成”字，其含义应当与蜀开明氏的旧称“崇庸”或“庸成”相同，本意为“垣墉城郭”，后来抽象作族名或国名，成都即是“庸成”之都。

第一代开明帝来自于巴地的庸人、庸国无疑。

因为开明王朝初期是在洪灾之后带领民众治理水患而稳定了社会经济，所以后人将开明第一代王传为治水的能人“鳖灵”。

蜀国的杜宇王朝、开明王朝是早商的继承者，凭借先进的文化、优越的自然条件，持续繁荣。只是到了春秋时期因远离中原，跟不上中原文化的发展才逐步落伍，最后被秦所灭。

《尔雅·释地》说“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

在上古时代各区域因为相对隔绝，长期的结果会造成文化、科技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差距。一般先进族群一旦侵入落后地区，原住民基本上是没有能力抵抗的。例如，欧洲列强向世界殖民拓展的时候，美洲、非洲、澳洲的土族基本上无法抗拒。

炎黄后裔在向外殖民拓展时，如果遇到某一方族群的强烈反击还可以理解。但商周时代的商王朝、周王朝是受“四海”之敌，任何一方都具有相当的战斗力。而四面又是不同族群，这些强大的族群的文化基础是什么呢？难道是中华大地同期出现多处文化发展进程相当的地域？这是不可能的。

商周之所以四面强敌，实际上都是“兄弟打架”。夷、戎、羌、蛮都是炎黄后裔，只是他们离开祖地四川盆地的时期不同、原属的汉族群不同，同所到地原住民的融合程度不同造成的差异，他们都是带着炎黄先进文化的汉人族群。

炎黄子孙发展的夏文化是当时中华大地最先进的文化，当他们向外拓展时受到原住民的抵抗十分弱，大概从夏初到商代中期炎黄子孙就已经遍布中华版图的大部分地区。从商代开始炎黄子孙不同的族群开始混战，最终周王胜出。这就像欧洲列强，开始在全球各占各的地盘，最后还是要在各个地盘上打起来。

总之，炎黄子孙发祥于共同的摇篮——四川天府。炎黄子孙早期的大迁徙脉络基本清楚、可信。

天府四川——炎黄子孙的发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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