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从年代开始，成都原创乐队从科班音乐人中开始发展，将近三十年间，这个城市凝聚了无数热情的音乐人。如果不是成都这座城市，不是成都温和又包容闲适的性格，这些音乐可能都会消失在音乐人的笔记本上，录音机里，不可能被电脑前电视前的更多听众听见。

今天成都的音乐产业开足了马力，从原来的的自然生长，变成了开足马力前行，甚至街头中老年人的自娱自乐乐队都是吉他贝斯鼓，而不像其他城市的口琴、手风琴、二胡。到底这会制造出中国首屈一指的音乐重镇，还是会拔苗助长？

如果你一定要说一处中国摇滚的天堂，那么非成都莫属，你可能会说出北京，但是那是一个斗兽场，你见过几个战胜野兽，桂冠加身的勇士，可是你没见千万个过被野兽撕碎的壮汉。但是成都永远不会这样对你，无论是谁，只要你拿起吉他，成都都以一种慈母的态度对待她治下的音乐人，于是，“天府”不仅仅是对粮食，对辛勤工作的农民，对孕育成都平原文化的都江堰，更是对在排练室里辛勤排练、为了一个Riff专心致志的音乐人。所有成都人对音乐人抱有最原始的尊重，无论是有一首稚嫩原创歌曲的土木系音乐人，还是已经赢得全国名望的音乐人，成都人对他的尊重别无二致，但凡是热爱文艺的年轻人，并付诸行动的，都会得到成都人的尊重。摇滚不是请客吃饭，摇滚是实打实用自己的价值观去改变世界、去改变你看不惯的世界、塑造一个你梦想里的世界。

图片byGreenwall

“我们还是慢慢在改变这个城市的审美的。”小酒馆负责人蔡鸣笑着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四川盆地的太阳快下山，小酒馆万象城店门口，熙熙攘攘的人群慢慢悠悠说着成都话，年轻的男孩子带着女孩子很兴奋地问蔡鸣：“您好，请问什么时候能买票？”眼里的兴奋就像年时摇滚爱好者来到闻名已久的EAR摇滚俱乐部的时候，像年从四川其他城市坐火车专门来看一场小酒馆的跨年演出的时候，年在四川师范大学门口坐上开往三圣乡“永远年轻”音乐节的小巴，跟着音乐从下午一直跳到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

这些人当然是蔡鸣所说的“我们”，他们用最强硬、最梦想家的姿态改变着这个城市的审美，可能会搭上一些时间，会少挣一些钱，会丢掉一段应该白头偕老的感情。可改变这个城市审美的还有这些人：经常带着外国媒体来小酒馆考察的玉林区政府工作人员、希望引小酒馆入驻万象城的地产老总、动感地带品牌市场部的主管、在广播里播放四川原创音乐的广播人。即使对摇滚乐不感兴趣，理解身边热爱音乐的人、能带着自己的孩子去酒吧看演出的家长……这就是人们口中成都的“宽容”。

在摇滚乐诞生的近60年间，它经常被视为异端，自由散漫碌碌无为，或者过于激进极端恐怖，也往往受到了各种阻碍，但是在成都，摇滚乐，或者换个名字：原创音乐或者独立音乐都和成都似乎不谋而合，这座建城历史达到两千年的古城韬光养晦似乎就在为独立音乐铺设摇篮，提供给养。

音乐人谋生的多种方式：靠商演，就能赚到一个大学讲师的工资（没有五险一金）

成都处在两山之中，江水并流，成都平原属于冲击平原，李冰修建都江堰后，土壤更加肥沃，农业、丝绸业、手工业、商业发达，而且造纸和印刷术等也发展迅猛。产生了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宋代以后的井盐业发展，自古被称为天府之国。《资治通鉴》中称“扬一益二”，其中的益州就是成都。在两千年的历史上，除了宋元时期蒙古军攻城、明末张献忠起义、清军造成的巨大伤害之外，几乎没有战乱发生。

今天的成都是西南部唯一的副省级市，特大城市，毋容置疑，西南诸省的年轻人想要去“闯一闯”的地方，成都物价房价远远低于北上广深，机会又不少，城市功能并未饱和，人们和气包容。

年，喜爱摇滚乐的内江师专老师（声音玩具乐队主唱）欧珈源坐了四五个小时的火车从内江来到成都，来看年底小酒馆的年底演出，那也是小酒馆开始做演出的第一年，小酒馆作为固定的演出场所，迅速让成都的乐队从失眠乐队、襁褓乐队、杨斐、陈涤这几组音乐人发展成了十来组音乐人。

正是这场演出，让在学生时期就喜欢摇滚乐的欧珈源下定决心，要来成都做音乐。刚来成都，欧珈源几乎没有想过过日子的问题，抛弃铁饭碗的他一心想着怎么写出好作品来。如果欧珈源生在中原，去闯的不是成都而是北京，多半不到半年就会铩羽而归，声音玩具也将不复存在，但是温柔的成都用另外的方式对待着欧珈源。

首先是租房子的成本，每个月房租三、四百块，乐队三个人一起住，做饭也自己做，一个月基本在一、两百来块钱，没事排练喝茶，朋友一起下下馆子、在酒吧喝杯啤酒，再加上其他开销，一支乐队生活成本基本在元以内。

年夏天，成都东二环边一家面铺的价格表，倒回声音玩具刚来成都的时代，恐怕价格要折半还多

那收入从哪来呢？从组建起乐队，商演就会断断续续找过来，从最开始的一千五百块一场，到后来的三千块。这些演出通常都是地产商主导，年，声音玩具还参加了天府广场北边、现在顺城街位置的熊猫广场的开业演出，场面搞得非常大，就像一个大型音乐节，唐朝等成名乐队也被请来了，摇滚青年当然不能错过这样的盛会，可台下更多的还是逛街的人们，依靠演出带动楼盘地区的商业价值，这也是成都商家一直坚信的手段，后来的三圣乡、万象城等等都是成功案例，不过首先吃螃蟹的熊猫广场由于各种原因还是倒闭了。

至于商演的频率，当然不会像上班打卡一样一个月21场，不过按照声音玩具当时的情况：“钱快没了的时候，商演就来了。”一个月好的时候两三场，不好的时候一两场。平均一个乐手能挣一千来块钱，这点钱在成都年能够过得挺舒服。

说到商演，和声音玩具同时期的阿修罗乐队恐怕更加有说服力。

“我们有一个原则，商演绝对不翻唱。”阿修罗成立于年，主唱泰然虽然早过了上大学的年纪，可能因为在学校教书，一直和年轻人打交道，所以看起来还是和校园里活力十足的篮球少年一样。纵观全国，从有摇滚乐队这个形式开始，所有商演都会要求音乐人翻唱一些金曲，甚至全部翻唱。台下的观众肯定也希望听到熟悉的歌，为了挣钱，音乐人只好把自己原创作品雪藏，但是成都不是这样，既然要你们乐队来演出，那么要的就是你自己的歌，还能拿到一笔费用。由于阿修罗乐队的歌曲更利于现场气氛，而且也是名声在外的乐队，所以成都商演的很大一部分都会指名找到阿修罗。

年泰然在梵木创艺园中的工作室。他在某个活动被烟把儿主唱言寺搭讪“我是听着你的歌长大的”（80后90初谁又不是呢）。网络流量爆炸的烟把儿在成都只卖出了不到一百张预售，确实如言寺自己所言：每天一睁眼网络上的版税就有好几千，何苦要演出呢？

曾经泰然和生活在北京的木玛乐队主唱谢强聊天，泰然说到成都商演的状况，谢强惊讶之中表示：“北京这样的演出一场都没有”。泰然听了之后也有些不敢相信，那么在偌大的北京是怎么生活的？成都的原创歌手很少到地道唱歌，也不用抱着一箱子打口盘偷偷摸摸坐在大街边上风吹日晒，被城管追着满街跑，甚至不用去琴行当员工，要知道北京有一阵子，琴行打工是很大一部分乐手的生活来源。

泰然组建乐队的时候还在大学里，所以生活有家里的补贴，毕业后留校教书，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所以音乐做起来没什么压力，也不用去寻找其他的工作。可对于大部分乐手来说，除了商演，还有另外一种营生：跑场子，也就是在酒吧为歌手伴奏、或者驻唱。

最早酒吧和Livehouse定位其实并没有分开，年左右，在城中心岷江饭店附近，就开起了成都第一家酒吧，只有一个英文招牌：“PUB”，成都人就习惯叫它啤酒馆。后来在这附近就开起了成都第一片酒吧。到了年，有的酒吧开始引进弹唱歌手、或是现场伴奏乐队，主要是为了卖酒、助兴。小酒馆开业，年，马丘比丘开业，成都原创音乐人终于有了第二家场地。年之后，成都的独立音乐场地开始增多。Jah吧（家吧）开业，这家酒吧的logo以雷鬼的三色旗为背景，舞台在正中间，众多音箱堆在一起，只要你想，拿起乐器就可以和台上的人们一起Jam。这家酒吧主打即兴演奏，一直是雷鬼音乐的基地。和Jah吧（家吧）定位相似的还有年开业的麻糖（HEMPHOUSE）酒吧。这类酒吧可以承办乐队专场，或者音乐party。很多音乐人，比如马赛克、变色蝴蝶、鱼尾纹也在家吧、麻糖进行过自己的演出。

虽然形制上并不是典型的Livehouse，但是由于表演以原创音乐为主，于是都归进Livehouse范畴。

早期声音玩具同样接到过这样的跑场子、驻唱的工作，年，成都开了一家银河王朝饭店，饭店酒吧里需要乐队演出。管理者是德国人，他不想要流行歌，想要一些能玩Blues、Funky这种听起来洋气一些的音乐，一来二去，就找到了声音玩具。

声音玩具那两个月几乎每天都去酒吧驻场，每天也会得到不菲的报酬。半个小时演奏，半个小时纯Jam。虽然当时演奏曲目只有两首，但每天的客人不一样，Jam的花样儿更是繁多。这两个月，声音玩具都会有点发财了的感觉。

年小酒馆巡演，声音玩具在北京无名高地的演出。图片来自豆瓣bairn

声音玩具在梵木创艺区的排练室，和泰然是邻居。

独立音乐人杨斐现在有着更多更加响当当的称号：少城时代音乐总监、张靓颖制作人、莲花府邸音乐总监……（复眼乐队主唱文锐也再莲花府邸担任键盘手）他年考进四川大学自动化专业，大三的时候他业余时间去酒吧弹唱，25块一小时，一周去两三次，对生活也是一个补贴。毕业之后也就走上了音乐这条道路，幕后制作、写歌，同时期的音乐人陈涤也有着类似的经历。时至如今，成都音乐人的生活依旧惬意悠闲。

成都的房价这两年长了不少，不过市区均价不过两万，租价更是实惠：在东二环路外租一套年代建设的小两居，不过小两千块。反倒是南部的高新区，锦江区的房价更高些。但是对于音乐人来说，热闹的市区房价反而不高，这当然是很理想的状态了。这样的情况在北京也如出一辙，东三环至东五环的中心商业区房价高，而市中心的鼓楼地区就成了北漂音乐人的聚居地。

而在成都，虽然乐队很多，但是音乐人通过原创音乐演出能够挣到的钱，比起北京来说，是相当可观的。除去声音玩具、泰然阿修罗、马赛克、海龟先生等等五六支拥有全国影响力的乐队，在成都本地颇有名望的乐队一场商演能够拿到的价格也在平均一场两万以上，经过调查，乐队平均能够有十场场以上这样的演出，而年、年这样的商演更是能够达到二十场以上（年由于说唱和电子乐的流行，一部分商演流向了其他音乐流派。）一般到了这个级别的乐队在Livehouse的演出不会太多，一年通常在5、6场，每一场拿到的报酬也在元以上。以一支乐队4人为基准，平均—三年，每一位音乐人单从原创音乐得到的收入，一年就会在七万到八万。

即使是学校里的小乐队，一年往往也能接到3—5场所谓商演，一场的价格通常达到三千元

左右，虽然没多少，做零花钱也够用了。

今天，和北京生活的音乐人对比，就像十几年前木玛乐队主唱谢强所感叹的一样，成都简直是天堂，何况，北京的房租至少是成都的3-4倍。所以也就是成都才会孕育秘密行动、荷尔蒙小姐这样如同上班一样一周排练五天的真·职业乐队，真的是以创作演出为生。

冉为新开的“无忌火锅”，一进门是一个DJ台

昔日冉为的青年火锅，位于水碾河路附近，老板冉为经常在店里挤得满当当，门外桌子也排得密密麻麻的时刻，倚着门，自言自语地说着：“生意真是太撇咯。”现在由于成都市容整治已被拆除。

除了纯靠原创音乐生活，成都音乐人也通常都会有一些副业。比如民谣音乐人季秋洋开办了“同为教育”教授吉他、贝斯等乐器，也有很多音乐人同时是调音师，像阿修罗的前吉他手酉酉，音乐人王运湃也是声音玩具乐队的吉他技师和助理，荷尔蒙小姐、海朋森的贝斯的明明也在音乐教育机构里教课，假斯文乐队中的李静也是职业乐手，担任莫西子诗等音乐人的键盘手、小雪则做甜点……更别说名满成都音乐圈的无忌火锅，老板正是曾担任失眠、小肉肉、阿修罗、声音玩具等等乐队贝斯手的冉为，不知道C和弦转位的几种可能性都不好意思进这家火锅的门，而进来无忌吃火锅的人，很难不遇见熟人。民谣歌手梁子开办了自己的酒吧：民谣35，音乐人亮子也有自己的酒吧“潜水艇酒吧”。除此之外，自然而然乐队的几位乐手开起了家乡风味餐厅，经营兰州烤串的金城烧烤。

民谣音乐人季秋洋开办的同为音乐在附近快递公司门口的宣传易拉宝

还有一部分乐手平时在企业、事业单位上班，下了班就成了摇滚乐手，最典型的就是泰然，在大学里教书，拿着一份稳定的收入，还有寒假暑假，原中央车站乐队吉他手、现在Code-A乐队的主唱晓龙也是如此。鱼尾纹乐队的主唱施颖则是一位化学研究员……

总得来说，成都乐手真正意义上“上班”的要比其他城市少很多，毕竟，如果靠手里的乐器可以挣钱，又落一个清闲，没有非要去上班受气的理由。在酒吧里做乐手，每天也能有3、左右的收入，一个月要是少休几天，下来也是小一万块钱，这个工资，要比很多大学讲师还要多一点。年轻就充满着可能性，谁要安稳，谁要乱七八糟的保险，沈从文当年责备在北京受挫的学生汪曾祺时说的：“用你手里的笔还闯不出一条路来吗？”成都给这些音乐人的不仅是钱，更给了他们认同感，用虽然不太多、但是也不少的钱使他们相信：音乐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

城市的性格：经常有其他城市的企业领导跑过来学习什么是LiveHouse，什么是独立音乐文化

虽然历史上成都遭受的战乱相对少，但是在十七世纪中期，明末农民起义和清军对四川的占领造成了四川人口锐减，有史料记载，在清军攻陷成都之后，竟然找不到一间完整的房子，只好将官邸迁到阆中，现在阆中仍有当年官府、贡院的遗址。于是清代开国就有了湖广填四川的政策，周边省份人民只要同意迁到四川，政府发给耕地，并免除赋税。

不知道是不是当时的人民来自五湖四海，谁都没有一个本地人的意识，慢慢才形成了四川兼容并包的性格，而甘愿背井离乡的多是社会底层，或是有开拓创新精神的家庭，也为成都乐于接受新事物，不抱有成见有关系。

成都人对外地人更是有一种“来的都是客”的态度，对在异乡无依无靠的人们给予帮助和资助，这也是为什么成都能够成为西南地区首屈一指的文化中心的原因。和北京不一样，老北京的文化甚至饮食习惯在一次次的人口冲击中已经变得非常弱势，从餐饮来看，北京街头的四川菜、西北菜数量都远远多于北京菜，与其说是北京文化包容，不如说是被改变。而成都的文化足够强势，街头小吃仍是四川小吃，茶楼、麻将的文化仍是主流，想要融入成都人，必须得学会这几项。

成都更是个人情社会，短期流动人口不多，一片区域、或厂子、机关、大家拐弯抹角都能攀上一点亲戚，所以人人之间的面子显得很重要，谁干了什么事情，没几天自己的圈子里就都能听到，所以大家尽量把事情都做到“巴适”，对什么样的人都要客气。、年左右，全国都非常流行对陌生人称呼“帅哥、美女”，后来新鲜劲儿过了，大家渐渐不这么称呼了，但是在成都，陌生人问路、服务员还经常称呼“帅哥、美女”。总的来说，成都人说话也温和有礼，很少有其他大城市口头语上的脏字儿。

东二环边田家炳中学门口，施工单位的致歉信

岂曰无衣这么文绉绉的店名字在北上广几乎不可能存在

盐道街中学门前的一篇赋

一般的高中门口通知栏都会挂出自己学校里优秀的学生、升学率，但是成都的高中经常会挂出一篇文绉绉的“XX序”，施工单位施工，也会认认真真写一封四五百字的“给市民的道歉信”，有扬尘的施工段施工单位还会配备水雾喷洒的装置，使得灰尘不会波及太广。注重个人、企业形象，已经浸入成都人的骨子里。

就像老北京城文化一样，城市居民之间都沾亲带故，谁干了什么丢人的事儿，谁看戏坏了规矩，谁在茶馆里露怯，不几天都会传到身边人耳朵里。

所以好面子、喜爱文艺、对外来事物、新鲜事物抱有好奇的成都人在接受摇滚乐的过程里基本没有什么难度。

在年代的中国，摇滚一度成为时代的标杆，年5月，崔健在“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上挽着一高一低的裤腿，让整个时代的压抑年轻人都出了一口气。当时的人们不会觉得崔健是歌星，而是启蒙者、导师的角色。成都的年轻人当然也是一样。年，崔健打磨了一年的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光在四川省预售就达到四十万张。年，在四川省体育场，崔健的演唱会上，一个女青年冲破层层保安的阻拦，冲上台去抱着崔健亲了一口，这个女青年就是后来创办小酒馆的唐蕾。

唐蕾只是那个年代年轻人的缩影，他们文化程度较高，对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充满希望，也准备好大显身手，对文学诗歌拥有着热情，正像欧迦源所说，那时他们对音乐的热情不是简单的业余爱好，而是有着近乎宗教般的虔诚。年代，中国高考录取率只有3%，大学生是名副其实的天之骄子，他们一毕业就是“干部”，这些人正是当年被崔健启蒙的那一批人，他们也深远地影响着日后的中国。

在这场演出之后，崔健的巡回演出以“煽动性太强”被叫停。而之后的数十年，全国的摇滚一直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总是被主流冠以各种不好的头衔，被主流疏远和排挤。

但是，在成都一直没有受到这个影响。

成都媒体活跃，《成都商报》是中国西部发行量最大和广告收入最高的报纸，《每日经济新闻》也是中国非常重要的经济刊物，先后获得美通社“最佳影响力媒体奖”、新浪财经“最具影响力财经新媒体”奖。电台、电视台也有自己的特色和标准，